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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理 | 社会需要自治能力
原标题：研之有理 | 社会需要自治能力
作者介绍：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非营利组织行研团队负责人）
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
这轮疫情防控，深圳之所以表现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圳的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这里，有深圳这座年青城市的特殊原因。深圳居民的住房，大部分在商品房小区，另一部分在城中村。经过多轮改造，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正在趋同。在商品房小区和城中村，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另眼相看深圳抗疫》一文的作者说，作为全国最早开展物业管理的城市，深圳市的物业管理已实现商务楼宇、居民小区和城中村全覆盖。对深圳人而言，无论你在哪里，都有一个物业公司能‘管’到你。
物业公司对业主负责，直接对接业委会。我问了几位深圳的朋友，他们都说，在小区里，业委会是一个活跃的主体。
上海居民的住房，大部分是老公房（现在也是商品房，但与新建商品房有诸多不同），另一部分是商品房。在老公房小区，也有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由于历史的原因，老公房小区的物业费比较低，故物业公司大多是原来企事业单位的三产公司。由于居民结构的原因，这里的业主维权意识不强、自组织能力不够，业委会大多形同虚设。尽管上海较早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管理，但管理主体始终是作为政府末梢的居委会。这些年，上海居委会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常态化条件下，居委会行使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是社区管理的另一个基本主体，加强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很重要的。
深圳是志愿者之城，注册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据统计，今年3月15日以来，深圳注册志愿者连续5天增长1万人以上。上海之所以在一些老公房小区出现较多的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的生活困难和抱怨，和那里缺少团长，没有能力开展团购有着密切联系。志愿者是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有力佐证。
最后100米
最后100米靠谁来接力？主要靠物业公司的员工，靠志愿者。为什么上海最后100米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深圳就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答案就在上面已经说过的，两地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志愿者的些许差别上。
社会自治和市场自由、政治民主一起，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三个支柱。我们已经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那么，一如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同时，要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那样，在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同时，社会也应该在特定领域或时段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发生疫情或其他灾害时，社会自治的补充作用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自治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就是一个市民化的城市。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当学者拿上海和中国其他大城市做比较时，会说到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上海比较市民化，或者说，上海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城市。这里的市民化不完全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思。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即他们获得城市户籍和相关福利保障。一般意义的市民化，是指较少身份意识，较多平民意识；较少等级意识，较多平等意识。在市民化的社会，有着良性的官民互动：为官的专心为民，不把自己太当回事；为民的自求多福，尽量不去麻烦政府；民意能够顺畅地表达，官员也真心接受民众意见、关心各种民生。
在没有深圳，或深圳还不那么起眼的时候，我承认，上海是中国比较市民化的城市。但是，有了今天的深圳，我要说，它比上海更加市民化，而且是更加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上述三件事，以及在其中反映出来的差别说明，深圳比上海更加市民化。
市民化是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结果。上海是国内最早就提出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城市。疫情过后，我们要重新检视上海的三化，并向深圳学习，把这三化以及市民化做得更好。
来 源丨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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