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探寻话语体系里的生活

孙若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传统（二）

文言在语言界长期通行，“文必秦汉”成为文学上的永久口号，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们都以先秦为理想王国，而且，古文使用的就是文言。

古代一些先哲认为过去的语言与过去的生活是相关的，要恢复往日的生活秩序，就必须恢复往日的语言。孔子的“正名”理论就表现了这种思想: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多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干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孔子向往的是西周时代的政治生活，为了重振礼乐，他希望能“正名”，而标准则是西周的语言，特别是关于礼乐、法度、刑罚等方面的语言，由此重返西周的语言天地，至少重返西周的政治语言天地，由此重返西周的礼乐生活。从这个目的出发，孔子反对当时对“名”的乱用，《韩诗外传》卷五载: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

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曰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按照周礼的标准，君对臣只能是“取”，而不能是“假”。孔子实际上是要用以前的语言系统（主要是政治语言系统）来限定当代人的语言运用。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对后来的影响在于轻视当时的语言现实，同时也在于把过去的语言与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由过去的语言隧道进入过去的生活。荀子发挥了孔子的理论，他说: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

他认为，刑罚的名称应沿用商朝的，爵位的名称应沿用周朝的，礼节仪式的名称应沿用《仪礼》的，其他名称则可根据约定俗成使用。他更明确地提出部分语言（主要是政治语言）要以过去的语言为准的，以复兴过去的语言来复兴过去的政治。

把过去的语言与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古文与文言联系的理论依据。古文提倡者认识到，要追求先哲的生活理想—“道”，就必须运用先哲的语言—文言。

在先秦成为历史之后，孔子等人作为垂世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著作也被看作不朽的典范。“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在先秦时的荀子那里已经萌芽，经扬雄等人的鼓吹，到后来成为古文理论的支柱。文人们不仅企盼上绍孔子诸圣的“道”，而且尝试着学习他们的语言。刘勰不是古文家，但他的很多思想与古文家是一致的。他在《原道》中指出，“道因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只有圣人才能体悟到“道”，并通过文章表达它，而其他人要想在文中表达“道”，只有向圣人学习，而学习的对象就是他们的著作。学习圣人的著作，固然要学习其精神要义，同时也要学习其语言，因为精神要义与语言不能割裂开来。所以，他又在《征圣》在说: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筒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筒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制，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刘勰认为，圣人的文章与“道”是一体的，因此，它们或繁或简，或显或隐，均可成为楷模。他又指出，圣人的语言虽有繁简变化，但总体上说，仍是简约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而文言相对于口语而言，恰恰是简约。这种语言刘勰认为“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宗经》），因此，它可以是前人与今人的共同语。

韩愈同样将古人的“道”与古人的文辞相联系，他说: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9]

他热衷于古代圣贤之道，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圣贤的文辞，因为“道”与文辞是浑融为一的。他还在《题哀辞后》中指出: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0]。

韩愈此处意在强调自己学习“句读之不类于今者”，目的并不是为了“通其辞”，而是“学古道”。但是，古道离不开古文辞，所以，才会“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正因为古道与古文辞是这样的关系，他又在《答陈生书》中自白:“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11]

古文的对立面骈文所运用的语言也是文言。尽管骈文出现在秦汉之后，但是，骈文的拥护者仍然要在先秦语言中找根据。刘勰在《丽辞》中提到唐虞之世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又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丽；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清代阮元也在《文言说》中重申刘勰的论点:

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为“文”[12]。

客观地说，虽然在先秦语言中有骈偶成份存在，但是，它毕竟地以“散”为主，以“偶”为辅，与骈文有着很大差别。由骈文拥护者托古自尊可以看出，寻求与先秦语言的一致，是古人的主导认识，因为他们都希望借助先秦语言达到与先秦哲人相同的精神境界。骈文之所以受到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先秦语言实际上距离较大，尽管它用的是文言，但由于骈偶成份过多，失去了先秦语言的风神，而且与文言简约的特征也是相悖的。简约、自然的散文语言才是文言正宗，清代方苞在评价韩愈的功绩时说:“自魏晋以后，藻饰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古文约选序例》[13]）“质而不芜”就是文言“简约”特征。

应该承认，文言在成为通行的书面语之后，并不总是为表达古道而存在的，有很多文言文章并非以阐述古道为主旨，也似乎没有曲折地表现什么古道精神，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古道的追求是维系文言不使之流失的一种力量。语录体之所以受到讨伐，就是因为在反对者看来，既是宣扬古道，就不能用白话。

还有一些士大夫偶尔染指白话，那也是表达不太严肃的事儿。一旦到了该端重的时候，他们就会神情肃穆地用文言了。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

注：[9]《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10]《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11]《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12]《揅经室三集》卷二。

[13]《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