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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风险观察》理论探讨
作者|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 赵阿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重点、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己亥岁末、庚子新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14亿中国人民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也给地球村的所有居民敲响了公共卫生危机的警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020年7月23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500万，死亡病例近62万人。这表明它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执政能力的大考。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国家风险治理能力的一次锤炼和增强。
新冠肺炎疫情，起源于微小病毒，发端于个别病例，起初虽不像地震发生时那般地动山摇，也不像疾风暴雨来临时那般电闪雷鸣，但是随着疫情呈几何级数的扩散与传播，众多的疑似病患涌入到资源有限的发热门诊而一医难求时，恐慌的情绪如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会在本地的公众心里产生“雪崩效应”和对外界扩散传播的“蝴蝶效应”，对本地和外地的社会秩序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及严重的社会经济和财产损失。倘若不在疫情风险苗头刚刚出现之际，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认知风险和处置风险，做出正确决策和有效措施去果断防控风险、尽可能地减轻风险损失，其后果不堪设想。换言之，甚至即使是及时地做出了上述所有抉择，按照对价原则，也是要付出很大，甚至是极其昂贵的代价。
如何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抵御风险的效果呢？这看似类似于悖论的问题，其实是有着明确的答案。答案就是认知风险、防灾减损、自救互救、防重于救。
对于古今中外历次重特大灾害事件的总结，显示出基层组织风险防范意识的不足、领导干部安全管理的水平较低、广大民众自救互救技能的缺失、职能部门绩效考核体系的失衡的问题，其结果就是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的理念一直仅仅是落实在口号中和纸面上，造成的重大损失令人捶胸顿足，唏嘘不已。因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将安全管理和防灾减损的自救互救常识尽可能地做到最大化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此次疫情应对初期暴露出来的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处置能力方面诸多的短板和不足，我个人认为，究其根本原因，自救互救能力的全民普及与其相应的配套措施的严重不足，是最为突出的短板和弱项之一。
一、防灾减灾，事关重大，需要系统思维和综合施治
古今中外历史上血的教训一再告诫和警示我们：“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安全管理永远是各项管理的薄弱环节，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福祉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宗旨和达成目标。没有这个目标作为前提，再高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统统归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指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彰显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足高远、系统思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征所在，辩证唯物地看待国家安全的外延与创新发展，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审视国家安全问题，以全新的理念思考国家安全，以全局的视角定位国家安全，以整体的思路规划国家安全，按照客观规律，统筹好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安全工作，综合施治，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的学科体系也展示出需要系统思维和综合施治的综合管理模式。纵观各类灾害事件综合的、全方位的、多样化的发展，灾害链的客观存在呈现出安全管理逐步由单一灾害向多灾种，由专注“救灾”到“防灾减灾救灾”和“防灾减损”全过程的综合管理方向变化。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落实则多表现为“昙花一现”的祭奠式活动之中，即使是有个别的成功案例，也很快被淹没在“职责所限、责无旁贷、应该应分、分内之事”的评语里。因为在人的潜意识中就一直习惯于走捷径和崇尚英雄，表现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科学统筹，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予以有效处理。
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在湖北全省17个市州中，率先“封城”的是潜江市（2020年1月17日）。第一时间收治和集中管理了首批32例疑似病例，出台了严格的禁足命令，终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要求老百姓待在家里，把病毒围困在最小的单元。同时，建立79个通风、环保的供应点，保证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的正常供应，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求。正是因为采取了这些系统思维和综合施治的自救互救措施，努力切断了传染源和传染渠道，有效地防控了疫情在潜江市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潜江成为湖北首个宣布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地方。对比湖北省其他地区，达到了较好的防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效果（见表1）。
二、以人为本，安全至上，需要压实责任和警钟长鸣
安全，是人类演化的生命线，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穿越时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从上海甲肝大暴发（1988年）、非典（2003年）到甲型H1N1流感（2009年）；从雨雪冰冻（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到北京“7·21”特大暴雨（2012年）；从上海外滩踩踏（2014年）到重庆万州公交坠江（2018年）；从“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2013年），到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2015年），再到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2019年）……一件件人为灾难，一桩桩自然灾害，一次次重特大事故，造成无辜生命逝去，经济损失严重，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秩序失常，结果令人震撼，痛楚记忆犹新。
因此，关于公共安全，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设立了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监督管理办法；有了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设置应急演练的措施；从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到各级地方政府，从企事业单位到街区乡镇安全生产监察部门，强化监管、隐患排查、积极整改，随着每一次重特大灾难事故的发生，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浪潮式运动。但是，毋庸讳言，“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的工作要求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们一直以来都坚信自上而下安全监管的力量，认为只要上级监管到位，下级就不会发生事故。四不两直、暗查暗访、系统动员、严防死守、异地调配、突击检查、强化监督、千里驰援，这些方式作为监管手段的创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每次事故调查的结论，基本都会涉及“安全监管不到位”。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就社会而言，好的治理，首先应该表现为好的自律。政府责无旁贷的是监管的主体，但监管并不应该只是政府唱独角戏。企业、社区和公民必然是安全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同时也是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
社会大众作为多元主体加入到安全监管和共同治理的全过程，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打造安全、和谐、活跃的社会环境的群众基础。只有形成了人人都自觉遵守安全法规和操作守则，才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的安全素质，减少灾难性事故的发生。
以人为本，安全至上，压实责任，警钟长鸣，是抓好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管理安全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管，也必须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全社会整体安全素质的提高。毕竟安全管理的执行过程是由安全活动的参与者自身来完成的。安全检查和碎片化的隐患排查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帮助，但不能替代对于安全活动参与者自身的系统性安全管理。只有不断地唤起和启发民众维护安全的自觉性，才能充分发挥其自律行为和主观能动性，在思想意识上由“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在行为准则上由外在约束变成内在自觉，把操作程序上的规章制度要求变成实践中的肌肉记忆的行为习惯，最终实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所伤害。
三、风险防范，绩效考核，需要明晰防重于救的全面赋能
风险防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次麻痹大意和违章违纪，足以让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安全作业前功尽弃、付诸东流。
与国际上减轻灾害损失的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在防灾领域的努力不足，重救灾轻减灾的思想普遍存在。部分地区城市高风险、农村不设防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基层抵御灾害的能力仍显薄弱，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因灾致贫、返贫等问题尤为突出。关口前移，特别是对于灾害风险隐患（灾害萌芽状态）的识别、排查、普及、宣教、警告、中止的自觉工作行为几乎为空白。而对于灾害发生的事后救援工作，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解放军好的中国特色，被国际社会广泛称颂，成为灾害事后救援和灾区社会恢复与重建的楷模。
如何提升灾害治理水平，如何从制度上确保安全问题一管到底，而且能够真正管到位？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迫切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对于负责安全的相关人员予以逐个层级的全面赋能，配套与“责权利”相对应的“奖惩罚”条款，实行“行为留痕”和“终身追责”的防重于救的绩效考核措施，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绝部分人员的不作为、懒作为、滥作为现象，防止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欺上瞒下、帽子戏法，以及口号喊得震天响、落实起来轻飘飘，实现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的长效发展和持续进步。
所谓全面赋能，就是要对负责安全的相关人员按照逐个层级在管理权责、技术支撑、隐患整改、现场指挥、临场处置等各方面赋予能力，不因循守旧，不瞻前顾后，不畏首畏尾，谨遵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实话实说，敢于碰硬。
风险防范、绩效考核、防重于救、全面赋能的目的，就是要将新理念、新知识、新科技与原有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措施结合起来，在制度建设方面鼓励敢于面对风险隐患的“吹哨人”更多一些，探索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未雨绸缪，防重于救”的安全管理发展模式。
四、防灾减损，自救互救，需要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支撑
安全是一个“公共产品”，它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稳定，关系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安全，既是国家责任也是公民责任。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并成为公众习惯，应是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期待。
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重在个体的自我救赎。总结回顾以往的灾难经历，深深地感受到广大群众，乃至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对于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意识和能力的匮乏，导致灾害损失的发生与扩大，令人扼腕叹息。以深圳光明新区“12·20”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为例，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为的堆土坍塌，人工堆土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塌，造成69人死亡，8人失联，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坏。经过这件事情，不论是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还是在事发地点周围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都会对于古代先贤提出的“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而刻骨铭心。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主体单位。从经营角度考量，对外，它为风险单位承保着它可以担保的各种风险；对内，它不得不通过积极的防灾防损工具，尽可能地减少保险损失，增强其财务的支付能力，以增加保险经营的收益。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如何通过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支撑，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损和自救互救能力，对于各级政府和保险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在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不仅仅需要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增强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能力，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研究、监测、预报、预警水平，还必须要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管理安全的意识和防灾减损的技能，并能够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开展正确的自救互救活动。正如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所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因为，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距离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极端灾害事件以及其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预报的能力还有待持续提高。而灾害事件的发生，犹如洪水猛兽，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精准预测灾难事件何时何地发生，宛如天方夜谭，仍是世界级难题。因此，加强安全管理，提高灾害的防御意识，普及灾害的相关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的最重要环节。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的流行病学调研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新冠肺炎疫情表现有家庭聚集性。从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展示的新冠病毒患者数量的事件/时间图1可以发现，自2019年12月8日起至2020年1月19日前的第一阶段，1月8日至19日期间，病患数量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表明这种病毒在某些环境下可能会急剧暴发，导致病例数目出现急剧攀升。
在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上，恰恰是这个阶段之前是控制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而其最佳策略则是授人以渔的自救互救方法与技术，其最好的预期是可以切断传播途径，其造成的最大麻烦是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恐慌。
实际结果也显示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可防可控，关键是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各方面力量支持疫情防控作为重要保障；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加强分类指导，严守“四道防线”，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就可以实现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
事实证明，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正确认知、积极防御、科学应对、精准施策、依法依规，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作为关键着力点，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控不断向积极向好的态势发展，湖北和武汉作为重中之重和决胜之地，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这期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统领的“战疫情”节目以及新闻发布会实况转播，都有相关专家介绍和示范疫情防范的自救互救知识，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自救互救防御能力，“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多通风”成为脍炙人口的宣传语。
五、结语
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属于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范畴，是构筑社会公共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历史上血的教训一再告诫和警示我们：“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风险防范与危机管理是减轻灾害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佳的危机管理就是预防危机的发生。灾害损失评估理论的测试报告显示，防灾减损的投入产出比是：防灾的1元钱，抵得上救灾的100元钱，更抵得上重建的1000元钱。树立起“防灾减损就是增产”和“防灾减损能力也是生产力”的价值观。
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从管理风险的哲学意义上讲，就是“管理未来”，就是“对未来负责”，就是要“赢得未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前置的风险防范与灾害防御的机制设计，都要远远胜于事后的应急处置与灾害救援，特别是对于那些通过改善工程设施和小心操作可以控制的风险因子。因此，以“防灾减损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防御灾害和应急管理能力也是生产力”的角度审视和评价，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行为。天灾难以避免，但我们可以经过努力，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意识，变被动救灾为主动减灾，彻底改变“轻事先预防、重事故救援、叹损失无补”的倾向，将灾难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确保建设“五位一体”的美丽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重要，爱因斯坦对此的解释是：“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形同此理。“临时抱佛脚”“临渴而掘井”，固然有救急功效，但终究不属于善治范畴。相比之下，“未雨而绸缪”更有创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更能占得先机、掌握主动。古人讲“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领导者，首先应是一个高瞻远瞩者、见微知著者。由此而言，审时度势时留心于“青蘋之末”，把脉症状时多察觉“未病”，处理问题时下好“先手棋”，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要素。
2008年遭受汶川8级地震袭击的四川省彭州市白鹿镇中学，“5·12”地震断层切过原先平整的校园，垂直变形超过1.8米，水平错动达0.8米的断裂，造成校园内两座教学楼严重破坏，但是结构尚存，屹立不倒，使得该校1046名学生和教师无一伤亡。它的存在就是对“提高灾害的防御意识，普及灾害的相关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是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的最重要环节”论说的最好注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愿中国的安全管理与防灾减损事业健康发展，更上层楼。
1. 详见2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新闻发布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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